澳洲風情－澳大利亞人 (3)

看板AUS_Tennis作者singlecolor (Sammy最可愛了!!)時間15年前 (2010/11/10 21:32)推噓0(0推 0噓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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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的澳洲人 ——“我看澳洲人”之三 ¤ 哲夫澳洲人的“平民意識”隨處都可以表現出來。我的朋友孫萬國給我講了兩個他親身經歷的、在國人眼裡類似“天方夜譚”的故事，讓我這個自以為見多識廣的人聽來也頗為吃驚。前澳洲工党政府總理惠特拉姆在國際政壇上應算是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早在擔任在野黨領袖時，就曾衝破重重阻力在中澳尚未建交時訪問中國，1972年底剛剛就任總理，第一件事就是宣佈同中國建交，僅此一項功勞，就足以讓他在政壇上有一席之地。他卸任後受聘為澳洲國立大學亞太研究院的教授，這種情況在亞洲國家極為罕見，即便發生了，也無非掛名而已，出門照樣前呼後擁，風光依舊；老百姓同樣會認同“虎死不倒威”，不敢等閒視之。惠特拉姆可沒有這樣的好運氣，在國立大學，他同其他職員一樣上下班，毫無特權可言。據說有一次上午茶，惠特拉姆因為晚了一點，竟然找不到座位，偏偏他又長得肥碩，對椅子有特別要求，可眾人都習以為常，除了打個招呼，絲毫沒有讓座的意思。最後，惠特拉姆只好在長條桌頂頭找了個小凳子用半邊屁股坐了下來，來完成洋人們自找的“上午茶”的功課。我想，澳洲人的確好不曉事，此事若發生在中國，即便是退休老幹部，也會是前呼後擁，人們會爭先恐後打招呼、讓座。要知道，惠特拉姆再不咋的，也曾經是國家領導人哪！退一萬步說，做人嘛，總得講究個尊老敬賢吧。　　　另一個例子似乎更說明問題。亞太研究院前任院長王賡武先生是馬來西亞華人，國際知名的大學者，曾擔任過澳中理事會主席。不說在別的地方，起碼在亞太研究院應該是理所當然的老行尊，研究院的活動當然是坐主席臺的首選人物。可在澳洲，誰也不會這麼看。據說有一次研究院召開學術會議，王賡武先生來晚了一點，他誰也沒有驚動，一屁股坐在門旁邊的地毯上聽完了一堂學術報告。同是一個王賡武先生，自從當上香港中文大學校長之後，居然風光大變。中國人歷來講究“師道尊嚴”，像王賡武先生這樣的大學者在香港更是奇貨可居。居有深宅豪庭、行有專用座駕不說，據說方方面面都將王先生待為上賓，成天車水馬龍，頗多應酬，有時連見老先生一面也殊為不易。門庭森嚴到如此地步，當然怪不得老先生，整體文化環境如此，入鄉隨俗，即使飽受西學教育，在香港也是身不由己，自己又能如之奈何？！看來，平等觀念的形成和一個民族的文化傳統大有關係。據說著名的林肯在他當選美國總統的那一刻，曾讓整個參議院的議員都感到尷尬。因為當時美國的參議員大部分出生名門望族，而林肯的父親卻是個地地道道的鞋匠。可不管怎麼說，林肯畢竟在大學受過正規的高等教育，後來的事實證明他是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總統之一。而在澳洲，人們就決不會面臨這樣的尷尬。前工党政府總理基廷就是工人階級出身，但澳洲人選擇他們時毫不猶豫，而他自己也沒有甚麼出身不好的心理障礙，在任期間，政績斐然。　　　澳大利亞人可能是世界上最缺乏等級觀念的民族。官做得再大，也沒甚麼了不起，照樣是個普通人；從事的工作再低賤，也不會被人輕看，照樣過得有滋有味。朋友之間交談，若說起某人的孩子考上了大學不去讀，卻到超級市場當了收銀員；談到某個朋友好不容易熬到博士畢業，卻沒有找到合適的工作，只好去開計程車；順便還提到鄰居上個月競選聯邦議員，費時費力，結果還是敗北，等等，絕對是心平氣和，不會一驚一咋。正因為澳洲人自己沒有甚麼等級觀念，任何人不論幹甚麼，只要是自己的選擇，只要符合法律，都是天經地義的，旁人包括朋友在內都不會說三道四，只會為你真誠祝福。　　　一位在昆士蘭州工作的朋友告訴我，有一次，昆州教育部長設宴招待一些亞洲國家的教育代表團，宴會的形式是燒烤。來賓到達後，看到部長大人本人穿著便服，在爐灶旁邊親自燒烤並給來賓分發烤炙好的牛、羊排，感到驚奇不已。在場的亞洲各國的教育專家紛紛議論說，這樣的情況在亞洲國家根本難以見到，因為一個稍有地位的官員，往往喜歡等所有來賓到齊後，才在隨員陪同下最後出場。在中國，當官的擺擺架子，簡直是再正常不過；不擺架子，倒讓人覺得反常了。他認為，這個例子比較典型地反映了澳洲人的民主、平等的價值觀念。　　　有人總結說，澳洲社會那種根深蒂固的平等觀念是因為生性比較隨和，脾氣比較溫馴，為人也比較有耐心，比較與世無爭。還有人說，澳洲人之所以強調平等是因為其民族性格是典型的“四不像”，具體表現是“四個不如”不如美國人驕傲，不如德國人自信，不如法國人瀟灑，不如英國人嚴肅，這也許算得上是談論澳洲平等觀念的一家之言吧。研究澳洲文化的學者對澳洲式的平等觀念進行了考察。他們發現，英國及其它歐洲國家之所以存在社會不平等，其原因有二：一是世襲的貴族和平民身份之間的社會地位差異：二是財產分配不均所導致的經濟地位差異。然而，在澳大利亞，這兩個因素都不太明顯。其一，澳洲的定居者一是刑滿釋放的前流放犯，二是在英國窮困潦倒而前來謀生的下層自由移民，很少有出身貴族豪門的英國人到澳洲定居，連那些在殖民地和軍隊任職的人，大多在任期和役期滿後返回英國升任新職。殖民地的歷任總督也都是平民出身，如第一任總督亞瑟、菲力浦，其父只是一個普通的外語教師，其母則是德國移民。因此，在澳洲，不會有人因為自己血統高貴而對他人趾高氣揚。由於早期殖民者的社會地位都差不多，所以，他們在新大陸的機會基本上是均等的。他們大多有政府賜予的土地、資金和農具，只要辛勤勞動，大家收入都差不多，因此相互之間也沒有太大的貧富懸殊和經濟地位差異。再加上被遣送到殖民地的流放犯來自五湖四海，大家命運相同，可以溝通，因此民族之間的不平等也沒有英國國內那麼明顯。就連一向桀驁不遜的愛爾蘭人，儘管仍然受到歧視和侮辱，但相互平等、和平共處的機會比起英國本土大多了。經過多少年的努力，作為澳大利亞民族性格一部分的平等觀念就逐步形成起來。　　　因此，澳大利亞人的平等觀念雖然脫胎於歐洲思想與傳統，但它的表現方式的獨特性卻需要從澳洲自身的歷史傳統中去尋找。歷史學家認為，18世紀50年代出現的“淘金熱”是形成澳洲真正的具有特色的平等理念的重大契機。1851年，澳洲東部、東南部和西部相繼發現了多處黃金礦藏，幾乎一夜之間，各殖民地突然迎來了各國的淘金者。從此，殖民地的人口數量、人口結構、社會形態及文化模式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因為來澳洲定居的白人移民不再只是英國罪犯和貧民，澳大利亞也不再是英國社會與文化在南太平洋新大陸的延伸。由於具有各種社會背景和文化傳統的淘金者湧入澳大利亞金礦區，打破了英國文化大一統的格局，一般說來，這些來自世界各國的淘金者受過的教育比過去的流放犯和貧民要多，這批人中有工程師、演員、商人、牧師等，為淘金者提供配套服務。這種社會結構的改變在澳洲逐步形成了一個以中產階級和手工業者為主的社會階層，應該說他們是社會平等思想的最堅決的擁護者。英國文學家和思想家湯瑪斯．卡萊爾寫道：“在人類所進行過的所有瘋狂追逐中，淘金熱是最瘋狂最愚蠢的一種。”雖然如此，澳洲出現的淘金熱卻使這片蠻荒之地擺脫了象徵罪惡和懲戒的嚴酷形像，一躍而成為希望和理想的實現地。在黃金面前，舊世界那一成不變的可悲生活似乎突然有了改變的機會，資本主義精神中所謂的勤勞與財富間的正比關係，放射出“機會均等，公平致富”的誘人色彩，並為淘金熱披上了一件理想主義的外衣。隨著中產階級的形成，殖民地人民的政治意識逐步強化，小資產階級追求民主、平等的理想，空想社會主義分子創造新文明形態的衝動，在這裡都找到了其恰當的表達方式。大量自由移民的湧入，帶來了許多新思想，當時不時有人站在樹墩上向採金人發表演說，議論採金人受到的各種不平等待遇，所以這些人就被人稱為“樹墩演說家”。他們是澳洲最早的平等思想的宣導者。　　　澳大利亞人的平等觀念同樣要到它作為英國罪犯流放地的歷史中去尋找。從作為罪犯而產生的自卑情結到身處蠻荒之地的無奈心理，在某種意義上都成為澳大利亞人崇尚絕對平等觀念的催化劑。我們至少可以通過下面的兩個活標本得到一些啟示。在澳大利亞人崇拜的本土英雄中有一個叫內德．凱利的叢林好漢，他出身于一個愛爾蘭移民家庭，血管裡流淌著愛爾蘭人不畏強暴的反叛之血。澳大利亞的殖民時代同樣是“羊吃人”的時代，富人的奸詐霸道、官吏的趨炎附勢、窮人的饑寒交迫以及他自己所飽受的世態炎涼從小就在他心靈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他和一批拜把子兄弟組織了一支綠林武裝隊伍，出沒叢林，劫富濟貧，為受苦受難的人撐腰出氣。他還破壞鐵路，搶劫銀行，襲擊警察局，公開與政府對抗，成了當地貧苦人心目中的英雄。後來在一次與員警交火時，傷重被俘，被處以絞刑。在絞刑架下，內德．凱利慨歎說，人生不過如此！澳洲人認為，內德．凱利儘管行為偏激，結局悲慘，但他對權威的公然蔑視，對社會平等的追求，表達了正義的聲音。在新南威爾士州和維多利亞州接壤的一個小鎮裡，至今還聳立著內德．凱利的銅像和一座小型的展覽館，時常會有人前往憑弔。這個英雄形像顯然不是歐洲文化傳統中那種勇敢、成功和勝利的象徵，而是一個失敗的英雄。澳大利亞人看重的是凱利在面對逆境、失敗和死亡而覺得無所謂的坦蕩態度，他對生活的幻滅和死亡的承受。這些都在澳大利亞人的心目中激起了共鳴。失敗和死亡不再是一種悲劇性的結局，而成為人生的一種壯烈的行為，是生命的榮耀。這樣一來，凱利形像的真正意義就超越了英國綠林好漢羅賓漢和中國的梁山英雄那種單純的打家劫舍、救護窮人的意義，而成為澳大利亞民族的內在心理特質。　　　另一個有趣的例子是澳洲早期詩人Ａ．佩特森創作的民謠詩《肩囊旅行》。這首以流浪漢為主角的民謠，由於配上蘇格蘭民歌的曲調，竟然膾炙人口，在澳洲各地廣為流傳。時至今日，《肩囊旅行》幾乎成為每個澳大利亞人都能吟唱的曲子：士兵開赴戰場唱這首歌，群眾集合時唱這首歌，澳洲電臺也以這首歌作為開始曲。近年澳洲政府還特地為他發行了一套紀念郵票。有人甚至建議用這首歌作為澳洲的國歌。那麼，這首歌究竟魅力何在？首先當然是它琅琅上口的韻腳和輕快的旋律；但不僅如此。文化學者認為，《肩囊旅行》之所以在澳洲經久不衰，受人歡迎，主要是因為它蘊含了澳大利亞民族所具有的那種視死如歸、對生命存在毫無所謂的心態和精神。將這種格調頹廢的歌曲作為國歌，在外人看來似乎極其荒唐可笑，但對澳大利亞人來說，《肩囊旅行》中所描述的生活方式、所推崇的生活態度、所表現的生活結局原本是他們的祖先的早期生活中最自然的一部分。即便是現在，人們也認為與其蒙受屈辱不如一死了之，所以，這種生活方式不僅合乎情理，而且可歌可泣，作為國歌確實沒甚麼大不了的。這兩個例子形像地反映了澳大利亞民族心理的兩個方面：蔑視權威，強調平等。一方面，由於地位卑微，環境惡劣，澳洲人的骨子裡有一種叛逆心理和對叛逆者的認同和崇拜。面對法律和代表法律的政府騎警，流浪漢嘻笑怒駡，絕不束手就擒；而內德．凱利甚至組織武裝與政府軍機智周旋；他們都是站在政府的對立面，體現的是一種叛逆和反抗精神。普通澳洲人卻對流浪漢和凱利都寄予同情，並不站在政府和權威那一邊。這種心態的確說明問題。歷史學家羅素、伍德分析說，叢林強盜之所以能得到澳洲公眾的強烈同情，乃是因為它已經成為一種重要的國民心理機制：澳洲人在爭取擺脫自己低微地位的努力中，往往把敢於挺身而出、與政府作對的人視為偉大的英雄，由此來宣洩內心的自卑情感。另一方面，則衍生出澳大利亞人引以為自豪的絕對平等觀念。這一觀念之深入人心，以至於連那些對自己民族和國家持批評態度的澳洲人也不會對此說三道四。不過，平心而論，澳洲式的“平等”怎麼看都有點中國的絕對平均主義的味道。流行在澳洲人中間的兩句俗語比較形像地代表了他們這種思想意識和處世習慣。一是“傑克和它的老闆一樣強”。這句話聽起來似乎還有點自信的色彩。另一句俗語“砍掉長得最高的罌粟花”，則明顯有那麼一點“我不行，你也不行”的“東方式嫉妒”的影子。不過，雖然二者所反映的思想情趣和追求優越地位的心態迥然相異甚至相反，追根究底，還是澳洲人的自卑心理使之然。因為自認為處於卑下地位，所以希望別人必須和自己一樣的心態就益發強烈。如今，在澳大利亞，平等觀念已經深入人心，成為民族心理意識的一個組成部分。每個人都有機會興家立業，任何人也不能淩駕於其他人之上。生活無憂的澳大利亞人不再為他們卑賤的祖先感到羞愧，相反，他們相互間已變得越來越謙遜和禮讓。　　　在汽車站或火車站，每個人都會耐心地等待上車，沒有人會恃強搶先佔領座位，許多人還會主動向老弱病殘者讓座；在郵局、銀行和超級市場，每位元顧客都會耐心排隊等候結帳。這裡，甚至雇主和雇員之間也是平等的，通常他們相互之間能平等、友好相處，下班後還會一起到俱樂部玩樂。而各級政府官員、公司老闆，甚至軍隊裡的將軍都以保持自己作為普通人的形像為榮。正因為如此，今日的澳大利亞被世人譽為“人人平等”的國家，澳大利亞人則被稱之為“崇尚平等”的民族。出處：http://www.aucca.com/aus3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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